我們的願景

發展紮根在地的專業知識

二十一世紀在現代化、全球化的衝擊下，國際社會情勢險峻，區域與區域之間合縱連橫，世界經濟體的連結與相依，人才的流動，位居亞洲邊緣的台灣社會亦處於鉅變中。

台灣中小學的學校輔導編制在1979年頒布了「國民教育法」、「高級中學法」後，有了正式的法源依據。回顧這三十多年來，台灣學校輔導工作，在升學主義艱困的環境下求發展。幸運地，我們中華民國輔導教師協會裡有許多資深的、退休的中學輔導主任、輔導教師，經驗傳承、情義相挺，正是她/他們過去三十多年來一直堅守在國高中基層輔導工作崗位上，她/他們身上所累積的經驗、她/他的青春與歲月，見證了台灣學校輔導工作草創的歷史。

這三十多年來，由於社會的變遷，不論是都會家長對子女教育品質的要求提高；還是鄉村家長因產業的變化，或離鄉背井至都市工作，或失業在家困坐愁城，而無法兼顧子女的教養，都反應出學生輔導的需求日殷。再加上政府為因應社會變化而來的各項教育政策的推行，在在都需要人力，而中小學學校輔導的人力，三十多年來卻未增加。

近年來，由於校園各種霸凌、性騷擾性侵害及學生憂鬱、自殺等事件層出不窮，2011年在各界殷切地期盼下，通過國民教育法第十條修正案，確立了國中小專任輔導教師逐年增聘的政策方向；再加上，教育部宣誓將於2014年全面推動十二年國教，其中明列國中學生的「適性輔導」為重點工作之一。這些都是社會大眾期待輔導教師展現專業能力的時機，而在日益嚴峻的政治、社會、經濟環境下，我們的挑戰才剛開始。

學校輔導工作因為非升學主流學科而位於學校教育結構性的邊緣位置，而我們的工作經常要面對、協助、輔導各種學習不利、家庭不利、經濟不利、性別少數、人際關係不利…等等孩子，此種雙重不利的位置，讓輔導教師容易消耗、折損，能夠長期堅守基層崗位的可說是少之又少。

談學校輔導不能不談作為其根基的心理學或教育學的知識。心理學知識的發展，若從1900年Sigmund Freud出版《夢的解析》開始算起，已有120年的歷史。但若從華人世界開始接觸精神分析，目前發現最早的文獻紀載是1913年錢智修先生於《東方雜誌》所刊載的「夢之研究」短文[1]。心理學知識的發展應該要貼近時代和社會，但這往往具有革命的質地。我1990年進入台灣師大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在那個以智育為先的升學主義年代，重視個別差異、強調人本精神的學校輔導理念，就非常具有革命性、進步性。如同Freud在二十世紀之交的保守歐洲，提出了原慾、性驅力理論，這給當時西方世界投下了革命性的震撼彈。重視個人化(individual)、內心世界(intrapsychic)的精神分析故事，若以今日文化、歷史的觀點重新檢視，Freud那整個世代的精神分析師，他們絕大多數是猶太人裔，他們對潛意識內在心理探究的狂熱，他們潛意識裡的痛苦、不被理解、不被接納，他們想要透過精神分析(心理治療)超越的，不就是他們猶太族群遭排斥，被迫流離失所的故事。從文化的觀點，這是一個少數族群被霸凌的故事，甚至遭到種族滅絕的故事，卻被當時的Freud轉譯成了性驅力、家庭羅曼史的故事。大家在使用西方心理學時，或西方心理學被移植至台灣時，遺忘了故事裡種族、社會、政治、經濟的深意。（應該不是遺忘，是國際學術分工下，作為學術小國的台灣無條件去對照、理解脈絡的差異性，我們只是片斷地接受了西方心理學的知識）

在台灣的學校輔導教師是台灣文化心理學的工作者，因此不能只拿著西方、白人、中產的心理學理論來理解台灣家庭與台灣學生。作為文化心理學工作者的學校輔導教師無法脫離文化脈絡去理解學生。此文化脈絡大可推至台灣社會文化的獨特性，小可細緻到每一個個體身上經驗的獨特性。發展紮根在地的專業知識就是輔導教師根植於實務的現場，辨識服務學校位置的差異性與特殊性，投入其中，感受自己在結構中嵌卡的位置(有的人卡的位置好一點，有的人卡的位置很差)，張開耳目，拋開成見，如一位天真好奇的人類學家。

我所在的學校是一所都會型的高中，除了過往的獨生子、獨生女現象，今年我也開始更深刻地經驗到全球化對孩子的影響。我在一個班級裡發現了：有幼稚園國小跟隨父母在上海讀書的、有美國出生的、有小時候鄉下阿公阿媽帶大的、由獨自從南部北上求學的…，更不要提還有一、兩位特教生，這個班級像個文化多樣性的萬花筒。孩子的家長大部分都非常重視子女教育的中產階級家長，他們對教育要求高，也很有想法。這是我所服務的學校，相信每位輔導老師因為所在地的經驗不同而不同。

在此全球化與多元化的時代，輔導教師需提升自己的文化能力(cultural competence)。發展紮根在地的專業知識是一種文化心理學的方法，從了解、描述差異性開始。細細辨視國家政策、學校所在位置、自己所在位置、學生所在位置各層次的關連。了解結構的限制，為學生尋找發展、公平的機會。為弱勢學生培力，也為自己(邊緣教師)增能。輔導教師協會便是一個平台，輔導教師可以利用這個平台對照差異，從他人的經驗分享中，為促進社會的平等與正義尋找自己行動的可能性。當然，當我們願意一起團結行動時，就會是不可忽視的力量。

第四屆理事長 陳惠雯 2012/09/15

[1] 吳立昌編(2009) 精神分析狂潮—弗洛伊德在中國。中國：江西高校出版社。